个人英雄主义很难成为解决社会问题的“银子弹”。
编者按：
在过去的一年里，我们讲述了二十个关于普通人如何努力改变社会的故事。他们在生态环保、教育、养老、乡村振兴、文化等领域辛勤耕耘，或陪伴一群人、或守护一方土地，一点一点推动着我们社会的进步。但他们中的每一个人，都并非所谓的“孤胆英雄”，在他们不断探索的路上，有一些人一直在支持他们。本篇故事的主人公林红就是其中重要的一位。
年，新冠疫情和国际局势让许多人感到前所未有的沮丧和孤独。在每一个人都经历过长期自我隔离，希望和信任几近干涸的当下，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期盼，期盼来自四面八方的涓涓细流在某个时刻汇成江河。
林红希望，自己在做的事情，能成为一个新的出口。
36岁那年，林红决定离开学习和工作了18载的计算机科学和互联网领域，扎进“公益圈”。
她做的并非传统意义上泡在一线的乡村教育、保护水源这样的公益项目，也非更多人熟知的捐钱捐物的“慈善”。理解她在做什么、为什么要这么做的人，并不太多。
散落
年，林红在北京进入了微软亚洲工程院的“中国创新组”，那时的她已经是微软高级项目经理。而在遥远的甘肃，另一个人正在经历人生的灰暗时刻。
那是一个外表精干的甘肃小伙，名叫马俊河，他的家乡民勤县位于腾格里沙漠和巴丹吉林沙漠的夹缝中，是中国北方地区的沙尘暴起源区之一，也是战略性的生态屏障地带。
年是他和另一名志愿者牵头成立“拯救民勤”志愿者组织的第三年，迫切想要做更多事情的他，辞掉了兰州的医药销售工作，回到民勤，发誓要从荒漠化手中抢救自己的家乡。
面对黄沙，他能找到的最好办法就是种下尽可能多的梭梭苗。这种多年生落叶小乔木耐干旱和盐碱，可以防风固沙，被称作西北治沙的“先锋树种”。但那年的春天，“拯救民勤”连元也未能筹到。此前攒下的积蓄也已所剩无几。
他没钱买树苗、没招募到足够志愿者，也不被乡亲们理解。春日不等人，能够种植梭梭的时间，一年只有那么几十天，看着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，马俊河一次次奔进沙漠——他到底要如何拯救自己的家乡？
也是年，在广西，北京姑娘璐瑶在贫困县田阳开始了支教生涯。
动身前她刚刚在英国完成了金融、管理两个硕士学位。在支教的第一堂课上，问起孩子们对未来的畅想，孩子给出的回答大多是像爷爷奶奶一样种地，或像爸爸妈妈一样去广东打工，那之外的第三种可能似乎并不存在。这对璐瑶触动很大，她鼓起勇气告诉指导她的本地老师：“我想发起一个助学项目，带孩子们看看外面的世界。”
没人阻止她，但也没人认为她会成功。没有资金来源，她先用自己的薪水支撑起了这个名叫“巴别梦想家”的小小项目。在当地没有社会关系，她就先从愿意让她试试看的地方开始做。她是项目的主要资方、管理者和当时唯一的员工，平日勤奋工作，假期奔赴广西。
没人知道这能持续多久，璐瑶自己也不知道。她只是以她的时间和精力的双倍消耗为代价，将这个项目暂时运转了起来。
远在北京的林红尚不知道这一切。对比起来，她的烦恼显得“正常”得多：在电子平板产品还未普及的年，她的项目组想做一款可以用于存储课程录像和书籍资料的“电子书包”，解决中国不发达地区的教育问题，从而获取市场。
设想很美好，“中国学生只要带着那块平板去上学就可以”，问题在于定价：技术精英们震惊地发现，对于微软来说已经没有利润空间的价格，依然相当于他们目标客户家庭一年的收入。此外，电子书包非常缺乏内容，也并不符合受众需求。
林红，一个外人眼中的标准“学霸”，却在这样的现实面前感到了无措。她从小出身优渥，在九十年代的北京，在北大上了一学期课就出了国，在瑞士、美国名校就读计算机本科和硕士，25岁毕业后顺理成章进入“硅谷圈”。
那个时候，对她来说，“中国”就是“北京”的同义词。
惊醒
年年底绩效考核的时候，林红在上司面前崩溃地哭了。团队这么努力，却并没有做出站得住脚的产品。老板诧异地问她，是对薪资水平不满意，还是对升职速度有异议。她哑口无言。她开始意识到，自己的人生有什么东西不对劲。
一次闲逛，在北京大学一个书摊上，林红顺手翻开一本叫做《如何改变世界》的书。
答案来得猝不及防。
世界原来可以通过如此多种多样的方式被改变：一位印度女性大学讲师创立24小时紧急救援热线，为百万失散儿童寻亲服务；一位巴西农机系毕业生，用了20年时间探索技术革新，为2.5万个低收入家庭供电；英国护士南丁格尔深入战区研究护理学，打破偏见和陈规，医院的死亡率从43%降到2%，也促成英国医疗系统改革。
这些创新者针对社会问题进行的探索，经过长期不懈的试错和迭代，最终为人们的生活带来巨变。
书中写道，“事实上，我们能以某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方式改变世界。”在迷茫中困守的林红，感觉自己找到了一个出口。
改变的契机也随之而来。那时，南都公益基金会正在招聘，想着《如何改变世界》中描绘的景象，林红从微软辞职，成为南都基金会的项目总监。
在当时，中国大部分基金会走的都是“项目制”或支持机构的模式，而国内成熟的公益机构和项目都还很少。众多公益人尚处在摸索阶段，不但无法给出“三年后我的项目会是什么样子”的预期，就连当前项目运营模式也难以清晰解析。
而这些尚未摆脱茫然无措状态的先行者，往往就是最需要支持和帮助的那些人。结合《如何改变世界》中支持先行者本人的模式，基金会开启了一个支持“人”的“银杏伙伴成长计划”，林红成为负责人。
尽管此前管理经验不可谓不丰富，林红还是在第一步就犯了难：当时，中国几乎没有机构在做类似实践，没有本土经验可参考。她有一些模糊的感觉，却无法清晰界定——她需要支持的是什么样的人？如何评判一个人是否符合标准？怎样做才是对的？
但她明确知道自己“不要”什么：将电子工具交给农村孩子，却不教他们使用网络课程，那是不对的；通过给留守儿童播放父母打工的视频，让孩子、家长在连线中哭成一片，说自己是解决了问题，那是不对的；游戏开发商做个时间限制小补丁，就得意洋洋宣称“科技向善”，那是不对的......
一厢情愿的好意不代表能真正解决问题，社会问题的解决不应该是空中楼阁地利用科技，也不应该是向某个匮乏地区粗暴地“砸”资源。
为了寻找答案并找到“对”的人，林红和团队开始频繁出差，去触摸北京之外的中国。
相识
年，林红和同事在甘肃民勤一片新生的梭梭地里认识了马俊河。
那时，马俊河和他的梭梭似乎已经度过了最艰难的日子。年开始，马俊河决心对治沙事业进行专业化管理，另一面也更加致力于寻求社会支持。
他展示民勤治沙成果的图文和视频，逐渐出现在一些媒体版面上，这个将自己的人生与家乡土地相连的小伙子渐渐有了些名气，他的梭梭事业也获得了不少外部支持与肯定。
但这些名气和社会支持，在民勤面对的严峻威胁面前依然杯水车薪。林红和团队意识到，面前这个皮肤黝黑的西北小伙就是他们要找的人：那是马俊河全职治沙的第六年，他和志愿者们种下的千余亩梭梭正绽出新绿。
更重要的是，马俊河很清楚，治沙不可能只靠小部分有意识的人、靠机械地种梭梭。如果有更多试错空间，他想探索更绿色、科学的方式，帮助父老乡亲脱贫致富，让更多人愿意留下守护家园，而不是一代代人逃离。
年，被林红和她的同事“找到”的时候，璐瑶还在奋力地为梦想家奔走呼喊。
那是璐瑶彻底辞去上海上市公司工作、全心投入“巴别梦想家”的第四年，是她陪伴当地乡村孩子走过的第九年。但在当时，梦想家还没有得到太多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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